探討文學翻譯,常有對“形”與“神”的論爭,如20世紀就有對“重形”“先形”還是“重神”“先神”的探討。江楓曾談到“先形似而后神似”,只有形似才可以達到神似,形似是一切翻譯活動的基礎,形神兼?zhèn)涫欠g的最高標準(1998:417:2001:25);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神似才是翻譯的主要目的也是最終目標,尤其是在兩國文化碰撞下,形似有時難以達到,只可通過神似來完成(茅盾,2009:408;陳西瀅,2009:479;許淵沖,2000:3;羅新璋,2009:12; 傅雷,2019:1)。上述爭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翻譯策略和翻譯理念的選擇,尤其關乎直譯、意譯,以及歸化、異化的問題,但實則“形神”所引發(fā)的翻譯問題不止于此,它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翻譯活動的復雜性,并涉及翻譯過程、翻譯闡釋、翻譯批評等多層面問題,更是凝聚了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的智慧,亟需學界給予一定的重視。
所謂“形神之爭”無非是源于對“形與“神”概念理解的不統(tǒng)一,因為相較于大多西方實證性較強的翻譯理論,中國傳統(tǒng)概念“形”與“神”在表述中充滿了模糊的色彩。因此,本文著眼于對“形”與“神”作出概念性的探賾和闡釋,并思考“形神”對翻譯研究的實用意義與操作價值。
轉摘 王若菡 浙江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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